些地区政治日趋稳定、经济发展、社会欣欣向荣，而日本的今天的地位不也是被宣称为“大日本帝国宪法”产物吗？事实证明中国人可以很好的实行民主制度，而且这种制度有利于中国的繁荣，那么那些曾经的理由就不存在了。自然他们不能公开宣称“我绝不容许中国强大”、“我是个坚定的主义者”那么他们至少要适应游戏规则，政治家们总有办法让相同的东西为截然相反的目的服务，他们有这种独特的天分。于是，为了截然相反的目的，一场选举大战在江苏的土地上展开，其惨烈的程度似乎预示着什么。
自从李纯去年5月份决定举行大选以来，江苏民国党上下纷纷受大巨大鼓舞，当然很多人都不确知同盟和李纯之间的暗中交易，尽管很多人知道同盟和李纯之间可能存在某种交易。江苏是最早同盟签订厘税同盟的经济、人口大省，这使得江苏轻工业的发展获得了独特的优势，在1922年初以来，江苏苏南沪宁线、沿江地区的庞大轻工业带获得快速的发展，每年的增长率都在20-30，对上海、浙江形成了巨大的压力。而上海由于处于皖系淞沪护军使的何丰林的控制之下，一度对同盟没有特殊的友好感情，也对厘税同盟没有大的热心。但是，在1923年，上海地区的轻工业出现了增长乏力以及不断向江苏境内转移的现象，甚至航运业企业也向江苏沿江港口转移而不是通过上海转口。而这显然关系到了这位上海实际控制着的发财大计，与此同时，实业界、有十四家大型银行控制的银行业协会也频频游说建立上海地区与同盟的特殊经济关系，以为上海的发展打开通道。经受不了发财的诱惑以及经济界财主们的轰炸，何丰林终于在1月8日同盟签订了厘税同盟协定，并有实力强大的人民银行上海分行主持上海金融界的监管任务，当然，这当中每年少不了他的不少好处。何丰林同卢永祥的关系非同一般，这是当然需要他的同意，不过对于大修铁路、整军备战的卢永祥而言，维持上海的经济发展对他同样十分重要，尽管他以日本为靠山，但是一个合理的想法或许是，如果能够少依赖，那么还是少依赖的好。毕竟上海每年都向他孝敬不少，况且上海的压力浙江同样有，浙江的工业被来就不如江苏，在没有税收优势后，经营上就更加困难。但是，这要上海和同盟签订厘税同盟，浙江实际上只需要稍做些技术处理，就可以在出口上获得税收优惠，而不需在进口税上做出让步，这样的好事是没有人不做的。这样到本年初同盟的经济同盟体系包括陕西、宁夏、新疆、江苏、上海，与此同时，同盟与整个西南同盟签订经济同盟的谈判也正在进行，同盟在统一市场方面做出的努力受到了世界各国的一致赞同，他们把这看成是降低中国内地的实际关税保护率一条途径。在浙沪两地为了缓解江苏的经济压力而迎头赶上的时候，江苏已经通过民国党利用特殊的军事对峙形势开始实现军政分离，建立形式上民主自治政府，尽管这个政府已开始就被设计成披着幌子的军阀政府，但是毕竟在形式上他是民主的，此外，至关重要的一点是，他为了在政府的日常治理中实现相对真实的民主提供了条件。事实上，在李纯当了省长后，以他的政治治理水平是不可能管理省府日常事务的，那么一个位他所接受的民国党副手的上台旧不可避免的，因为毕竟是民国党在形式上把他送上省长宝座的。政府的治理水平是直接影响经济活动水平的而不是所谓的高层民主的真实性，尽管后者的重要性决不容低估。正因为江苏庞大的工商业集团在和同盟的经济联系中获得了非凡的经济收益，因此有着强烈同盟背景民国党获得他们的支持就很好不为奇了。中国的选举制度是符合最低纳税者有选举权，由于最低纳税较高，这就是是的选民集中在工商业集团，即如此，在江苏这样的经济发达省份，民国党赢得选举似乎没什么可怀疑的。中国有一种独特的现象，那就是商人和地主巧妙的集合在一起，就是两者有着惊人的重合比例，这两者有紧密的各种政治势力相结合。在政治上，如果说早先的情况是地主领导商人的情况，那么在经过了甲午依赖20十多年的工商业的发展后，情况也就到了个颠了。因此赢得了商人就可以在选举中获得无可争议的胜利。而这些都是深谙选举政治的张謇和江苏民国党人所了解的，因此他们在给我的信、电报中所表现出的乐观情绪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从选举政治角度来说也完全没有问题。但是他们忘记了至关重要的一点，那就是我有军事力量的一方在选举中一旦失利，就必须毫不犹豫动用他们的暴力机器甚至是军事镇压，这也得到了民国十年历史的证明，而我这个军阀出生的改良派自然也深深了解这一点。从各种信息看，到12月为止，事情还算正常，当我再张謇的信中看到“即使在徐海地区我们也有足够信心赢得选举”这样的语句时，我就知道对方从新发牌的时间大概不远了。果不其然，到今年1月份，就传来的各种令人不愉快的信息，有数名徐海区民国党候选人遭受“强盗袭击”身亡，而江苏民国党向徐海当局的交涉自然毫无结果。情况还不止这些，很多事情让人想起了当年安福国会的选举是的情况，这个国会纯粹大部分议员是内定，然后用金钱、暴力通过各种非法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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