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情势双方都心中像雪花一样的明白。但是，在皖系的棋盘上，还有一个小小的弱点，但却可能是致命的。这就是徐州，江苏西北部的沿着陇海路的徐州向西延黄河故道突出，和同样沿着陇海路向东突出的商丘地区形成一个南北宽80-100公里，东西200多公里的条形带，正好隔开了山东和安徽。而这个地区的实际统治者张文生作为张勋的旧部虽然投靠了段祺瑞，但是他们中间存在某种隔阂几乎是个公开的秘密。正是这种微妙的关系，不能不拨动双方的心铉。而张文生能够做到今天证明他也不是易与的人物，何况他现年已经57，也已经算是个老资格的军阀了。这种情况下，正常人一般都是先做摇摆状，让两边的人均看到希望，然后让他们竞相出价，然后找一个出价可以，也更可靠的人靠上去，这一招谁都会。在20年、21年的时候，张文生都在耍两面派，他一方面向段祺瑞现殷勤，以便通过段像日本人获得援助，另一方面又同意江苏省府提出的镇沂铁路计划。但是，无论皖系还是日本都知道徐州的战略地位，因此他们怎会轻易的让直系插足。不论是原敬、加藤还是山本，他们虽然手段不同，但是在维护日本的国际利益线上还是相同的，很不幸的是他们在徐州的明争暗斗上没有多少差别，他们都致力于使徐海地区保持在段祺瑞的麾下，而不是倒向徐海地区在行政上的隶属者江苏。双方经过长时间的讨价还价，1922年快要结束的时候，在加藤内阁推动下，日本以武装张文生一个师的部队并向他提供800万日元贷款开发徐州煤矿、铁矿为代价，确保了张文生同日本以及段祺瑞的“特殊关系”而李纯则气的半死，他两年多心血付诸东流，但是对于这些秘密协议他也只能发表一些不痛不痒的话。因为江苏虽然经济发达，但是江苏几乎没什么重工业，他创立的镇江兵工厂，由于没有足够的原料而难以满足大规模制造武器的要求，何况建立一个兵工厂如果从头开始又没有外援，那是十分艰难的事。李纯对于扩军可以答应，但是如果要武器，他是不可能拿出来的，因为他自己都显得不够用，在他的南方和西方，不论浙江还是安徽，在日本的支持下，都开始相对快速的扩军，他怎么会把英美援助的有限军备交到一个政治倾向难以保证的人呢？但是，显然的，张文生彻底倒向皖系，造成了他的周边环境的严重恶化，为了抵消这种影响，一方面他开始向同盟这样的强大力量求援，另一方面，他不得不大幅调整针对直系内部方针，那就是和内部稳定而且兵强马壮的吴佩孚更紧密的联系起来。当湖北出现内乱后，李纯为了不使施在皖系安徽西部的强大压力消逝，支持吴佩孚南下就很自然了，因为，湖北对他是鞭长莫及，对吴佩孚则是口边之物。虽然这样意味着李纯让出了直系在政坛上的头把交易，但是他似乎无可选择。但是，湖北事变后，江苏民国党的首脑张謇巧妙的利用了种种情势说服了李纯加强议会的力量。李纯接受民国党的主张的理由很简单，那就是他想通过废除地方镇守制度一方面是的自己能够更有效的加强对江苏军队的控制，另一方面可以“合情合理”的除掉“恣意妄为”张文生部。而要为这些行为披上合情、合理、合法的外衣的最好方法莫过于采用在湖南、湖北、西南、北疆诸省采用的地方民主自治的形式。当然，民国党人也做出了保证，那就是省长一职非他莫数，尽管他可以不是民国党员。与此同时，孙宝琦则在我的密授下，向李纯保证，同盟盟约有保护维护民国民众之自由、民主的词句，因此，倘若江苏实行宪政，那么同盟就可依据法律名正言顺的进行干预。于是，李纯突然对地方自治来了极大的热情，1923年，李纯决定在江苏进行新一届省议会的选举，按照计划新议会将会在24年的春天也就是3月份召开，他还公开发表了支持民国党的言论。与此同时，民国党人为了赢得大选，开始在全省展开立宪自治的宣传，当然废除镇守使不可能不被提及。江苏的镇守使有苏常、江宁、通海、淮阳、徐海五个，其中只有江宁镇守使是第6师师长，其余苏常朱熙、通海马玉仁、淮阳（淮安）张仁奎都是些地方军旅长，而齐本人李纯最信任的心腹，因此这些人当中只有那个天高皇帝远的徐海镇守使不被李纯控制。在这场为了立宪自治而有民国党在台上大唱一台戏中，除了徐海张文生反对外，其他是一片附和之声，当然这些镇守使也会获得可观的“赞成费”张文生很快就发现他处于极为不利的政治地位，民主这个幌子如今在东方具有非凡的魔力，他当然记得年初的王占元的下场，到现在，吴佩孚在湖北还被称为“民主的守护者”享受着非凡的政治光环。吴佩孚不但获得了政治上的大收获，而且他通过废除镇守制度，获得了湖北高达万人的正规军队的调动权，这些军队可以在命令下达后毫无反抗的开往任何的地点，因为他们既不和后方某个地方有着特殊的关系，又不用担心后方的骚乱。当然，对于李纯的突然变招，段期瑞和日本虽然感到“突然”、“意外”但是他们当然了解这些意味着什么。袁世凯、张勋、段祺瑞先后因为搞帝制、“假民主”而恨死、流亡、下野，如今，关内关外已有十几个省份实现了不同形式、程度民主自治，而且事实证明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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