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到这里，李剑生也不客气，便继续说道：“我刚才说了，我们需要一个奋斗目标，需要一个强有力的领袖，事实上，只有这些还不够，我们还需要一个最坚实的执行者和一个正确的战略方针。几位都是老首长，都知道我们红军的奋斗目标是建立苏维埃新中国，这样，第一个要素解决了。第二个要素，即最坚实的执行者，我们也有了，那就是我们最坚强的红军队伍。第三个要素和第四个要素，是两位一体的，因为只有有了强有力的领袖人物后，才可能提出正确的战略方针。反之，没有这个强有力的领袖人物，便也无从谈起正确的战略方针。而偏偏正确的战略方针极为重要，因为正是它指引着最坚实的执行者，坚定不移、排除万难地实现最终的奋斗目标！而眼下，我不得不说，我们红军，就缺少了这两个至关重要的因素！而且是这两个能够决定我们生死的因素！”看着三个人都在品味自己的话，没有作声，李剑生继续道：“我是军人，不懂这些政治问题，只是自己喜欢历史，又喜欢思考，所以从历史的角度思考我们眼下的情况，才得出这般的结论来。说得不对的地方，请几位首长指正！”张闻天看了老毛和王稼徉一眼，朝李剑生点点头，道：“你讲得很好。继续讲！没事的，讲错了也不要紧！我们中央的这些人，也应该听听你这样的军事指挥员的话嘛，因为你们的话直接来自于基层，很直观，也很代表性。我们听听，正好做做参考！”李剑生得到张闻天这句话，想了想，心中也决定继续说。当下再稍稍组织了一下语言，又开口说道：“作为一个军人，我们的要求其实不高，那就是不断地打胜仗！但看看眼前的情况，却根本不是这么回事！想想，从五次反围剿以来，红军战士还是原来的红军战士，但苏区越打越小，最后导致全军战略转移，以致有了后来的湘江大败，究其原因，不是我们的红军战士不勇敢，也不是我们红军各部队指挥员战术指挥不得当，而是另有原因。一者，敌人比以前更强大，二者，也是最重要的，便是我们最高指挥机构战略思想出了偏差，从而把红军一次次推向险境。”说到这里，李剑生顿了一顿，又道：“为什么我说最高指挥机构战略思想出了偏差是最重要的？主要是与‘敌人强大’这个事实作对比得出来的。说敌人强大，这是事实，其实也是我们红军一直遭遇的。试问问，从第一次反围剿到第四次反围剿，哪一次红军所面对的敌人不是数倍于已的？又哪一次不是以我们红军的最终胜利而告终呢？因此，这第五次反围剿，敌人的力量是增加了，比以往每一次都更强大，这是事实；但我并不认为这是关键因素，因为如果我们指挥得当，说不定仍会如以前四次一样，最终以少胜多而获得胜利！所以，我认为最关键因素仍是刚才我所说的，即最高指挥机构战略思想出了偏差！”说到这里，李剑生再一次停顿了一下，看了一眼三位首长，又道：“为什么这样说？我试举几例即可说明。中央主力过湘江，这样的战略大转移，却舍不得扔下坛坛罐罐，庞大的军委纵队由于辎重压身行动异常迟缓。如果我没记错的话，11月26日，中央军委纵队就已到达文市、水车，距离湘江界首渡口不过60公里，4天时间，每天只走10多公里，首长们想一想，这样一来，红军怎么可能不失败？一个石印机，让当时担任湘江新圩两翼掩护的红军付出了惨重代价。首长们知不知道，当时中革军委几乎每一次给红五师的电报，都是要求‘继续坚持’。继续坚持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伤亡！意味着牺牲！可是，红五师整整抗击了两天，中央纵队还在过江，这两天中，红十五团的三个营长牺牲了两个，一个人数不充实的团，就阵亡了五六百人！我想，这就是最高指挥机构战略思想出了偏差的一个直接表现，哪有战略转移这要搞的？这根本是不把战士的生命当回事嘛！而对于我们来说，战士的生命，是最可这宝贵的财富！说到这里，我也想说一句红三军团彭德怀军团长说过的话，那就是，这样抬着棺材走路根本不是个打仗的样子！这完全是要把中国的革命断送掉！”说完，看看三位首长还在思考，李剑生又道：“打仗需要什么？头一点，就是要知已知彼，方能百战不殆。可是我们呢，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也就罢了，便莫要乱指挥，这一乱指挥是要死人的，而且不是一个两个，一死就是好几千人！打个比方，当时红34师在新圩一带阻击敌人，其实都已经摆脱了敌人，结果中革军委偏偏有封电报过去，他们不得不按这份电报行动。要知道，当时中革军委的情报完全是错误的，在电报中指令的行军路线，全部被敌人占领，这么一顿乱命令下去，不就是让34师去送死？4000多人呢！如果不是我们红三方面军即时赶到，陈树湘、程翠林那个师，怕早就完了！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说到底，就是不实事求是！在我看来，这就是中央最高指挥机构战略思想出现偏差体现在军事指挥上的一个缩影！”一边说，心里一边想：按照正常的历史，这个师还真是没得了，自己眼下可只是实话实说罢，可不诅咒什么的！李剑生举的第二个事例，显然在场的几位都或多或少知道了一些，这会儿一齐低下头来。场面一时无比肃穆。李剑生一见，立即猜知，自己上次与彭老总等人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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