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改革开放的决策,太英明了。
当时,外界也有很多风言风语,说许廷高经常跟不少台湾商人混在一起,难怪以前他要被“内控”。与他亲近的朋友好心地劝他,那些台湾人鬼精得很,口袋里都藏着某些太平洋群岛小国的护照,什么斐济、萨摩亚、基里巴斯,有些国家名字听都没有听到过,一看苗头不对,就能哧地溜走,谁也管不着。可你怎么办?
这些舆论传到许廷高的耳朵里,他无声地笑笑,不置可否。
在潜意识里,对“台湾”两个字确实有说不清道不明的忌讳,他想躲避,却躲避不了。偏偏还要笑脸相迎,热情地帮助台湾商人选址,做各种各样的服务,哪怕他们提出某些令人无奈的要求,例如考虑到风水地理,坚持要政府出钱,将直行的小河改成弯道,把厂门开在不该开的地方,旁边做一个奇形怪状的蓄水池等等……
为了不影响招商引资,许廷高始终坚守一条,自身必须清白。凡是涉及政府利益,原则永远保持得很好。
鼋湖畔有一片飞地,位于城郊镇,却由鼋湖镇的农民种植,四面环水,交通很不便利,田间管理也很麻烦。几年前,一个台湾商人看中它,反复去看了几次,说要开发湖畔度假村。后来才知道,那个台巴子的祖父曾经是这片土地的地主,1948年他去了台湾,土改时这片土地被没收,临终前仍念念不忘。
许廷高仔细了解原委,与几个部门再三商量,决定不批准这个项目。前几年,招商高于一切,捡到篮子里的都是菜。现在却不同了,必须挑挑拣拣,不该接受的,就坚决不接受。他认为,商业投资是商业投资,政治原则是政治原则,两者扯在一起,难免会惹出什么麻烦来。难怪一些招商干部说,台巴子很难弄,尽管他们也提供不可小觑的税源,让不少人有就业机会,但无论如何比不上欧美企业规范。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谷安县在遍布全国的“造城”热潮中,顺利地升格成了谷安市,还专门开辟了一个高新技术开发区。城里城外热火朝天,到处都在搞基本建设。上级更重视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要求县市班子中必须配备一定数量的大学毕业生。
许廷高做梦都没有想到,自己会脱颖而出,被推举为副市长,分管城市规划建设。
他感觉到了肩膀上的担子,也感觉到了权力的分量。他告诉自己千万不要失去理智,知道自己以前在大学里学的东西,早已不敷所用,便设法争取了十几个上海同济大学建筑系进修的名额,带头去充电。年纪老大不小了,像一个毛头小伙子一样坐在教室里读书,端着盆子在食堂里排队,睡集体宿舍硬板床,颇有些不习惯。然而,他终究适应了,也确实学到了许多东西。
再回过头来看看这些年做的事,才发觉规划始终滞后于建设,在实施过程中,也往往由于人为因素而轻易改变。比如鼋湖沿岸的工业小区,曾经得到了多少领导的表扬,迎来了多少参观者啊!然而,仅仅十年,规划上的失误就暴露无遗。尤其是土地批租,常常跟着项目走,一个批件,就能将原有的规划打破。这,恐怕还不能用“形势发展得太快”作为理由来解释……
当初认为做得很漂亮的事,后来却证明是拙劣的;当初并不叫好的事,后来却被称为有独创精神。对错综复杂的时局作出正确判断,实在需要经验和高智商。
此刻,在林光祖的项目面前,他也发觉,光谨慎从事已远远不够。看来应该找人咨询一下。
唯恐忘了,他在笔记本上写了一行字:“西樵山遗址——土地批租”,旁边重重地画了一个问号。
许廷高轻车简从,突然来到博物馆,径直走进李安浦的办公室,这让李安浦始料未及。
李安浦与许廷高并不陌生。早在许廷高当规划局长时,遇到哪片地块哪个项目是否妨碍文物保护,常常要听听李安浦的意见。李安浦完全是业务干部的思维方式,不懂得虚与委蛇,也不会讲情面,总是直言不讳,该反对的时候绝不说赞成,该赞成的时候,也不会满是溢美之词。这难免得罪人,恰恰许廷高很欣赏这一点——或许因为许廷高也偏重于业务,跟他在性格上有共同之处。
许廷高毫不客套,自己拉一张椅子坐下,开门见山:
“李馆长,你给我上上课,西樵山遗址究竟有多大价值?”
“你千万不要叫我李馆长,我已经被停职了。”李安浦半开玩笑半认真,“你需要什么资料,我给你送去就是了。”
“这么说,你是心里有气,不欢迎我到博物馆?”
“哪里!我这个人当什么,都是这鬼样子。你不嫌我这里寒酸,我还能说什么?”
“你是在批评我,不关心博物馆吧?这里的建筑是陈旧了些,几十年没有变化,我们应该考虑重建一座新的博物馆。这件事,关系到一个城市的文化形象呐。”
“建造新博物馆,我中的锋芒,和周围的许多人日渐不睦,乃至遭受不公正待遇。夫妻关系竟也因此破裂。最终,他决定舍弃尘世中的一切——包括那些浸透血汗的文章和对于故土的眷恋,削发为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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