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38年1949年,国民党退居孤岛。滞留在台湾各地的老兵很多,几乎成为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
他们离开大陆越久,对家乡和亲人的思念就越强烈。凭良心说,由于他们当年在战场上打过仗,受过伤,吃过苦,国民党政府给予他们的待遇还算是不错的。到年龄退伍以后,他们一般都住进了“荣民之家”,差不多每个月有两万元的退休金,如果是当官的,还要多一些。按理说,过日子是没有什么困难了,可是他们精神上却十分空虚。你想,孤零零的一个人,既没有家眷,也没有子女,更没有任何亲戚,每天面对的就是冷冰冰的床铺、板凳,还有与自己一样渐渐老去的老兵,不能不令人感到厌倦。白天还好过一些,到了夜晚,谁都会感到异常寂寞。将人久久折磨的思乡之情实在无法排遣。
他们之中几乎谁都挨过枪子,吃过弹片,身体有伤病,行动很不方便。唯一可以消遣的地方,是台北的西门町。或者去今日公司逛百货商场,吃点心,买一些日用品,或者去歌舞厅听歌,捧歌星,认干女儿,“吃豆腐”。他们并不吝惜钱,打仗的时候连性命都不吝惜,干吗把钱看得那么重?简直把口袋里的退休金全都花掉,才算心甘。
这,给艺员们提供了赚钱的机会。
歌星在舞台上演出,一曲《我的家在大陆》,勾起了老兵们无限的思乡之情;一首《苦酒满杯》,让老兵们热泪盈眶。尤其是女歌星的演唱,总是让老兵们感慨万分。显然是由于担心民众的情绪太波动,对社会的安定不利,台湾当局有一度明令禁止了《苦酒满杯》、《三年》等好多首歌曲,不准演唱。
但即使如此,西门町依然红火,而且不断地流行“红包场”。以往观众给歌星捧场,是献上一束鲜花,演出结束时,歌星可以凭着收到的鲜花去向歌舞厅老板算礼金。然而很快人们觉得这样太麻烦,还不如干脆直接给歌星塞红包。全盛时期,整个台北有十几家大型歌舞厅,每一家每晚有10万元的红包可以发,据说一连二十年不衰退,谁能计算得出吞掉了“荣军”们多少红包?
崔百岁假如没有电影公司的片约,就在西门町的歌舞厅里做主持,或者是演出滑稽节目。老板给他很高的报酬。与歌星们不同的是,除了每天一万多元的底薪之外,也可以收到红包。于是他口袋里的钱迅速地增多,有时多得连自己都弄不清楚。
坦率地说,在这段时间内,也不是说没有碰到过让他心跳加快的人。
有一次,在台北演出,他住在统一饭店,有一位柜台小姐吴美惠对他的印象很好,看见他进门就热情地招呼,需要做的事情都为他安排得很妥贴,让人心里感到十分舒服。
显然她已经超出了为一般客人服务的水准。
崔百岁从别人的口中打听到,她是基隆人,目前独身,不知道是离婚了还是没有结过婚。但她有一个三岁的儿子,长得十分讨人喜欢。
一来二往,两人就熟悉了。
感情发展的速度超出了崔百岁的预料,没有多久,他们之间便无话不谈。崔百岁觉得自己没有什么可以隐瞒的,坦率地将自己的几次失败的婚姻情况,原原本本地告诉了美惠。
美惠听罢,沉默了好久。心里想,这个崔百岁虽然是个四处跑码头的艺员,为人却很坦诚,很风趣,演技也很高。假如与他生活在一起,一定是整天都会有笑声的。尽管他以前的路走得不太顺当,可是只要两个人感情好,并不影响以后怎么过日子。只是……只是自己作为一个单身妈妈,无论如何也不能丢下儿子,她倒是暗暗担心年幼的儿子会成为两人感情之间的阻碍。
崔百岁了解美惠的心思,十分真诚地对美惠说:
“我今年已经三十多岁了,什么也没有。你有一个儿子,真是太好了。美惠,你的儿子,不就是我的儿子吗?我结了三次婚,没有一个儿子,现在还没现在还没有结婚,就已经有了一个儿子,这儿子是老天爷给我的啊!我们崔家已经是七代单传啦……”
这时他才知道,美惠的儿子是一个私生子,生出来以后从来没有报过户口。崔百岁与她谈婚论嫁时,做的说,大批离乡背井的打工仔,每年只能与妻子团聚一两次。即便是那些台资企业的白领,也很难一想回家,就飞过海峡去。他们不正常的性事,必然会酿成社会隐患。这绝非危言耸听,性别比例严重失调是非常可怕的。那些肆意游荡的男性荷尔蒙足以颠覆许多东西……
许廷高想,看看这些年纷纷来到谷安的外乡人,再想想长三角、珠三角,有多少外向型经济发达的城市,比谷安的流动人口更多?走在大街上,熙熙攘攘的到处都是车流、人流,能够握手点头的人却越来越少。有时候,他会从一张张陌生的脸,猜测着他们的来历。二十来岁的大致来自四川、河南、陕西、江西或是苏北。中年人则有很多则有很多携妻带子是从海峡对岸过来投资的。也时常出现白皮肤、黑皮肤的老外。应该承认,在很大程度上改变我们固有的生活方式的,是从海峡对岸飞过来投资置业的台湾人。用闽南方言演唱的歌曲《爱拼才会赢》之类,居然被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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