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大厦顶着巨幅的广告高耸入云,街上并行着轿车、摩托车、公共巴士,喧闹声依然嘈杂异常。这时,一个傻乎乎的女人从街口窜出来跑着、跳着、大笑着,目光呆滞,旁若无人地往前面狂奔,有人驻足回眸,有人视而不见。杨小小说:“你看见那个女人了吧,就站在我们面前,前不久疯的,真可怜。”杨小小叹息着。“澳,难怪好些面熟,好像挺年轻。”我惊愕地说。隔一会儿,我好奇地问:“她是什么疯的,上次我看见时还好好的一个人,怎么一下子就疯了呢。”“听说她那男人喜欢‘修长城’,欠了一pi股债,后来又逼她去做‘鸡’,她不肯,男人就打,女人提出离婚,男的不肯,便把她锁在屋里,这样的折磨不疯也会气死。”杨小小幽默地说。我想到这里,喃喃地说:“我怕也要变成疯子啊!”便去拨杨小小的电话,却没有人接。才无可奈何地放下话筒。东方一笛一开始就不赞同我把兴趣转移到“新闻”上来的。他说:“新闻很无聊。你一旦塾悉这一行业,就会发现真的好无聊,你抄我的我抄你的,一是同一题材抄来抄去,二是同行之间又那么犯忌我厌烦死了。真的,还不如闭门做学问,写小说当作家,或者出国混几年。”东方一笛讲到这里,又望了我一下,说:“你倒可以去北京的胡同旯旮里转转,那些狭长阴暗的小巷子里倒还是有些真实的东西,原汁原味的素材,然后在文化圈子里结识几个人,有人提携你的时候,你就有希望了。”后一句,东方一笛强调的是我这样的人成材的“关键”是鼓励我去钻研人际关系学了。当然他说的有他的道理。
可我却不以为然,这当然我也能从中感到他有点看不起我的意思。到北京以来,我隐隐约约地感觉到,东方一笛这些年变了许多,有一种玩世不恭、傲视一切的神态。这次国庆45周年庆典活动之后,他更把现在的中国说得一无是处,说什么一味的歌舞升平盛世,中国人的忧患意识那儿去了?他似乎一副优国忧民的味道,对现实充满着悲观。他认为,在中国没有一个地方是他的理想栖身之地。现在他在补课,在“充电”准备考托福,然后去美国或者欧洲箅了。然而,油于每个人所处的位置不同,我就不好说什么了。对于我,当前最要紧的是尽快在这里找到一个比较适合自己的工作。只有解决了生存问题,尔后才有可能大张旗鼓地去做“自由撰稿人”征服北京。但总的说来,此时的我已经喜欢上北京了。只有钟离东对东方一笛的话漠然视之,从不评论。有几次,我要他发表“高论”他总是漠然一句:“我是小人物,只做小事情。所以说的话也是小人物的话。”东方一笛也知道钟离东不喜欢他的“论调”便在这个时候把头扭过去,不看我们。我实在是想有一份固定的工作了。自已带来的钱以及那300多元的薪水已经花完了,现在是钟离东用他那并不高的工资来支付两人的伙食费、房租和零用钱。这样一来,这间可怜的小屋身价已经涨到了每月280元,差不多是我在老家上班时的月工资了。今天钟离东领了工资,便立即抽出三张“老人头”扔给我,这是给我的“零花钱”我默然地收起了钱。没有说“谢谢”说也是废话。我和钟离东之间,不是一句“谢谢”能够可以表达的。这个二十世纪末的中国,人与人之间,亲戚朋友与亲戚朋友之间,能够达到我与钟离东这样默契、这样真诚、这样纯洁的话,实在是凤毛麟角了。在这物欲横琉的时代,金钱与吞噬了人间许多人的善良与真诚。在城信与友谊纯度大减的今天,尚存的只有我与钟离东了。东方一笛做不到这一点。“人生难得一知己,斯世当以同怀视之。”我感叹道。但我明白,虽然我没有一些负债感,但却又因此多了一份责任,一份不辜负朋友的责任。我如果不努力尽快改变现状,只会给钟离东带来更多的麻烦,甚至因此拖垮他。对于花钱,我开始不像刚来时那样毫无节制,而是变得谨慎了,甚至准备戒烟了。我又想起了自己借给杜鹃红的那三万元钱,想起了她的来信。杜鹃红呀杜鹃红,我在北京放不下的仍是这个名字。当初唐姨知道我给杜鹃红借款并决定自己承担那份高额利息时,恨得直磨牙:“你这个傻瓜,我要是你的亲姨,非甩你几个耳光不可!”是的,唐姨不是我的亲姨,但在我心里她比亲姨还亲。话又说回来,唐姨是我在一次舞会上结识的。后来接触多了,便亲密起来,可以说唐姨待我胜似亲侄。我们的交情,早已胜过了那份血缘关系。就是我李湘辉与情人的销梦,也能说给唐姨听。在我心里,我感觉她比自己的母亲还好。虽然,我不是说我母亲不好。在我心里,母亲是一个伟大而平凡的农家妇女。她生活在一个三代同堂的大家庭里,既要孝敬七十高铃的公婆(也就是我爷爷奶奶),还要照顾我和姐姐、弟弟三个儿女,可谓重担在肩。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农村还没有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吃粮还得靠挣工分换取。重活生产队不派我母亲去,干轻活时间长,挣的工分却少。我父亲当时是生产队的会计,整天忙碌于生产队的事,常常是早出晚归,家里的一大堆子事只能由母亲独自一人承担了。母亲为了全家能填饱肚子,一有空就到家里的自留地里锄草、上猪粪。她琢磨着种些既长“头发”又生“蛋”的菜来帮助家里人充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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