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向河套地区的肥沃土地，或者成为农民，或者进入工厂当工人。陕北高原原本就人口稀疏，经此事件更是人去屋空，导致陕北地租猛跌。地主们对此叫苦不迭，农民本就没什么财产，想走就走，他们可是有家有业，被迫无奈之下，许多人也卖掉田产前往外地。但是也有很多人留在当地，他们兼并土地，把荒山和贫瘠的落荒的土地圈为牧场，做起了宁夏邻居们的的生意年陈树藩北来，他为了金钱更是鼓励此种行为，陈树藩的资金来源有三样，煤炭、石油加羊毛。这股圈地养羊之风，在22年的时候，在甘肃、山西的移牧地区也刮了起来，当然，同盟的养羊业虽然也在发展但是并没有发生大规模的圈地行为，因为牧场在同盟的干预下早就有了各自的主人。这些羊毛除了供应同盟和国内的毛织业外，在同盟商人的干预下还大量的出口国外，成为中国北方的一大出口产品。几年以来，黄土高原上大规模的农耕区大大的向南推移到了渭河、汾河一线，恢复到了战国时代的模样，那些光秃秃的山丘在主人们的特意关照下，几年来很多已经披上了绿装。因为这些牧场主们自然明白如果山上没草的话他们的羊就要饿死的道理，况且如此做其实很简单，只要不让羊去啃，一年后就会大有改观了，这些人自然懂得什么叫经济的方法。与此同时，中科院水利所的人员在河南境内测量的数据表明黄河泥沙量在这几年当中不断的减少，成为当时的一个轰动的科学话题，对此的研究催生了中国的环保观念。
华北平原上的直、鲁、豫三省的人口流失要比西北各省严重的多，直隶的人口在去年终于遏制了大幅衰减的态势，统计人口大约2450万，山东、河南人口则在继续减少，去年两省人口大约各3400万到3500之间。频繁的灾害、沉重的赋税和地租是人口大量北迁的主要原因，这些人口虽有不少前往内蒙三省，但是大部分都是迁往东三省，现在同盟登记人口已经达到了4780万之多，而日本的人口也就大概5700万左右。毫无疑问，同盟最大的人口来源就是黄河下游的三个省，但是也有不少移民来自苏、皖两省的淮北地区。在南方最大的来源地是地多人少的福建，这些人以前大多是出走海外，现在北进也成了他们的选择之一，人多地少的四川也是一个不小的来源地，绥远省的不少移民就是来自四川省。尽管同盟的人口增长率可能是全国最高的达到了每年但是每年也就是给同盟增加了50万左右的人口而已，因此，倘若没有关内人口的大量流入，东北的工商业发展就没有劳动力基础，同样农业也无法满足工商业发展的要求，而这一切的基础就是我在1919年通过带有强烈中国特点的国家授田制，历史上大汉帝国、大唐帝国的兴盛国力的经济基础几乎无不依赖于她。对于关内各省，特别是黄河流域各省，人口的短期大规模移动造成的后果无不是大量土地无人耕种，因为此次移民有一大特点那就是人口几乎是整个家庭同时移动，土地的供给过剩的直接后果就是地租的下降，过去趾高气昂的地主们现在无不受到地方政府和租佃者的双重压迫，一方面是田赋，他在大部分省份都占到了政府收入的20到25，另一方面是地租的下降和其他方面权利的丧失。随着中国棉纺织业的高速发展，直接经营大规模的棉花农场越来越有利可图，于是越来越多的资本进入农村，他们或者购买土地，或者永佃土地，或者短期租佃土地。而地租下降（当然土地价格也在下降）的北方三省就成了这种投资的乐园，当然对于人口密度仍然150左右的省份来说，土地商业化的进程不可能采取向西北省份那样激烈的方式，但是毫无疑问的，经营性农场的面积急剧的增加了年，中国的棉花进口首次停止了，并开始少量的向国外（此时主要是日本）出口。年结束的时候，中国迎来了她经济发展是上的重要一刻，这一年，同盟的钢铁产量达到了60万吨，加上关内的4万吨产量，中国以64万吨的钢铁产量超过日本的58万吨成为亚洲第一的钢铁生产国。虽然增长率降到了两位数，但是仍然令人十分吃惊。煤炭产量达到了1800万吨，这得益于同（江）(哈尔)滨铁路、奉绥铁路东段、京（兆）齐(齐哈尔)铁路北端在这一年的完工而带动的吉林东部、热河东部、北部等地新煤矿的开采。此外，包头钢铁联合体配套的煤矿的开采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这一年，关内新的主要钢铁厂包括马鞍山、泰安、邯郸、唐山、阳泉、綦江、湘潭都先后投产，再加上现在经营不善汉冶萍，关内的钢铁厂达到了八家之多，此外渡口钢铁厂也在筹建之中。虽然新厂的产量总数还不到2万吨，完全不能和csc相比，虽然他们中的半数以上都被日资控制但是，毕竟中国的钢铁工业遍地开花了，这是为中国经济界所欢呼的。到这一年底，同盟完成了2500公里新铁路干线的建设，估计再有四五个月就可以完成计划中的铁路干线。在关内，各省或出于备战目的，或出于商业目的修建铁路的热潮同样不减。直隶完成了定兴到天津这条100多公里德军事铁路的修建，日本人也在忙于邯（郸）济（南）铁路的修建。在安徽，蚌埠到安庆近300公里的铁路已经完工，合肥到裕溪口的铁路也已完工，规划中的合（肥）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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