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报通信中，我向熊克武提出了我对西藏问题的看法，我向他提出，治藏的根本在于治康，只有将西康平定，才有可能为西藏的长久稳定创造条件；我还向他提出，政治争端应该政治解决，应该利用各方可能的同盟势力；在西藏的激进改革是十分危险的，在险恶的环境下很有可能为外部势力创造机会，我向他提出稳定压倒一切的方针，建议他派一得力将领驻军西藏，同时选一德高望重之人出面同西藏地方势力共同治理西藏，推行缓慢的渐进的改革。西藏问题由来已久，和蒙、新一样，这些问题都起于清末，在这背后都有着外国势力的影子。随着新疆、蒙古问题的相继解决，国人要求解决西藏问题的呼声越来越大了。康区在前清大部分的时间里分属四川、西藏分别管辖，但至清末新政时期，随着英国第二次侵入西藏，清政府设立川边边务大臣，首任边务大臣即为在平定当时康区动乱中有功的建昌道员赵尔丰。赵尔丰精明强干，他在东部康区通过武力强行推行改土归流。其后，借着护送新任驻藏大臣入藏的机会，赵尔丰带军越过金沙江，进入西部康区，将整个康区纳入川边地区，他照样用他的铁梨快速的改土归流。接着他越过康区，进入藏区东部边缘，所到之处，包括怒江上游的三十九族绝大部分、江达全部、塔布东部以及波密王辖地尽数划入川边辖境，可以说赵尔丰的经营奠定了此时西康行省的基础。
辛亥革命以后，西藏形势一片混乱，内地驻藏军队被迫撤离西藏，与此同时1912年，藏军进入川边，昌都等地被围，但是显然此时四川、云南内部统一、兵强马壮，主政的尹昌衡、蔡锷均为革命党人，自然不能容忍藏军如此猖狂，于是在川滇军队干涉下，藏军无功而返，川军攻占距离拉萨两百余里江达，设立太昭府。但是，袁世凯不愿得罪英国，勒令川军停止进军，大好形势就此断送年，回藏，在西藏开始推行以扩军备战为中心的新政，在国际上利用英国迫使袁世凯举行政治谈判，1913年，谈判从两方演变到三方，前后9个月，最后无果而终，英国人手中的西姆拉条约由于没有中国的签字成为一张废纸。此后，英国人趁着各种机会企图迫使袁世凯屈服，但是已经在蒙古问题上再了大跟头，受到国人唾骂的袁再也不敢答应英国人的要求。此后，随着日本人通过二十一条造成独霸中国的局面以及内地的军阀混战，英国开始不断武装西藏，企图通过军事上的胜利迫使中国人屈服。与此同时，由于军阀混战，边防废驰，川边镇守使频繁更换，与此同时，西藏方面也为扩军备战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在求战心切下，1917年，康藏再次爆发战争，结果康军战败，仓皇退过金沙江，最后在英国人的调停下，双方签订停战协定，江西只留盐井尚在边军控制之下，而江东巴安北面的德格、白玉、石渠、邓科四县也落入藏军之手。自此藏军据有金沙江天险，做起了以武偏安的美梦。后来，随着两军不断产生磨擦，在英国调停下，边军退出甘孜，藏军退出德格，双方开始隔离。自此，英国人也等着北京承认他制造的所谓既成事实了。不过世事难料，战后的英国本身一片狼籍，又被拖入军备竞赛，本身已是分身乏术。随着五四风潮的发生，民族主义席卷中国，不但日本被困，就连英国也被波及，他一方面支持中国收回山东，另一方面又对西藏依依不舍，如此矛盾不断遭到中国人的炮轰。北京政府迫于压力，被迫宣布中止和英国人的关于西藏问题的谈判，自此和英国的政治企图完全破产，西藏被拖入军事备战的状态在政治上开始难以了结。与此同时，随着英属殖民地的民族独立运动的发生，的政治态度开始发生变化，他对英国人镇压印度的行动起了兔死狗悲之感，至此他起了回归祖国的愿望年，在北京政府的指示下，甘肃张广建派李仲莲、朱绣为首的代表团入藏，企图“与联络感情，做釜底抽薪之计”企图和平解决西藏问题。代表团在西藏虽然受到了热烈的欢迎，但是又对北京充满不信任、对英国充满恐惧，既不想派人去北京谈判，又希望英国派员作证，企图在摆个三角凳。次年4月，代表团离藏，又派心腹洛桑追到湟源呈送信涵和礼物。在信中，他既想内附，但又恐被英国发现“其倾心内向而又畏英如虎的心态跃然纸上”代表团在返甘后立即上书中央，详细的分析了西藏的政情，提出乘此人心、政情转变之际通过和平手段逐步解决西藏问题的方案。不过他的方案还没有上到中央，北京已经乱成一锅粥了。恰与此时，北京战争爆发，最后的结果是十省建省，熊克武督康、马祺督青，两人都是对藏问题的强硬派，都曾在1919年中通电企图武力解决西藏问题。这封上书至此石沉大海，直到21年初才被cia特工从北京政府的档案中找出来，我当即发电与熊克武，希望对其平定康藏有所帮助。再说英国终于获悉有内附倾向后大为震惊，为了扭转不利于自己的趋势，20年初，英国再度启用熟知藏务的贝尔为直接处理西藏事务的政治专员，驻锡金。不久，北京会议的结果传来，英国顿时闻到了其中的火药味。接着的西南战争，使执著于争权夺利的唐系军阀一败涂地，被基本彻底赶出西南，而整个西南的各个新军阀无不有革命党的背景，在内战结束纷纷开始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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