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东北的剿匪形势很好，不是小好，而是大好营所在的58旅开赴辽西一个多月来，先后作战120余次，歼灭、受降辽西的土匪马帮万余人。投降的马帮成员在配备了军官后被编成骑兵第6团，并和第5团合编为独立骑兵第3旅，旅长常荫槐，现正在锦州整编。其他近万人连同家属近五万人被分散安排在奉天北部的荒地上。而在其他地方也捷报频传旅在休整了10天后又开赴黑龙江继续剿匪，那里的土匪最为活跃。议会那帮人怎么也没想到剿匪会如此顺利，辽西的快速剿匪已经进行了一个多月，形势如今大好。辽西的安定有力地推动了整个东北的剿匪形势。如今奉天境内土匪已经绝迹了。各部主力轮流开赴吉林、黑龙江，在大军压境下，大小土匪纷纷投降。人心思定阿，就算土匪也不例外。鉴于整个东北的治安形势已经可以预期，东北的工商业日渐活跃。但是为了东北的大发展，必须从日本人手中收回东北的铁路和矿藏的控制权。为了为这一场行动作准备，我一方面利用民国党的力量，发动东北工商业界向日本施加压力。为了掌握舆论阵地，特地创办民国党机关报“民国时报”为向日本收回利权大造舆论。直到此时国内各界才从该报中知道了东北实际上是由该党控制的，并知晓了我就是党魁。人们也终于明白了为什么我敢于辞去督军职务，因为还可以通过民国党控制东北。但是要有人想照做就没那么容易了。成立一个御用政党是很容易的，但是用成立一个受自己控制又有能力控制和治理地方的政党就没那么容易了。问题的关键在于有几个人敢于像我这样放权呢？当段祺瑞发现我常常被议会刁难，动不动要去议会“受审”连搞点钱都要议会批准，我知道他一定在笑我自作自受。与此同时，我也进行了暗地里的活动。我从cia中抽调人员成立了主要从事国内反间谍和秘密调查任务的同盟调查局ubi，同时指示cia暗中支持日本控制的工矿企业中的工人成立工会。由于联盟盟约规定工人可以结社，因此各地开始纷纷出现工人的公开团体，这些团体在我的策划下不断开始互相联络，其中有些团体实际上就是受了cia的控制。新年的第一个法案就是关于保护工人权利的“工人权利法案”这个法案以专门法的形式重申了工人结社的权利。随后，更多的工人组织和更大组织开始出现，并开始展开斗争。中资企业大多规模不大，又不受政府支持。于是只好满足工人的要求提高了工资。而日子企业仗着特权势力坚持低工资。于是工人为了都斗争，开始联合，1919年3月，奉天日资企业的一些工人团体在沈阳集会，宣布成立了主要由日资企业工人团体组成的产业工人联合会，也就是产联，一个说大实际上很小，说小在当时的中国又很大的组织。产联一成立后就开始集体向日资企业发难，并不断的开始取得胜利，而胜利又推动产联的进一步发展。年2月，东北的剿匪已取得了辉煌的胜利。全军十万主力各部全部参战，先后作战万余次，击毙、击伤、俘获、接受投诚土匪10多万人，其精状者被编入国民军和国民警卫队。这些土匪及其家属50多万人走出大山，被同一分散安排到松花江、嫩江流域的北大荒。奉天陆大学生担纲的基层军官实际上指挥了大部分的战役。毕竟土匪一个团体的人数是不多的，而国民军一个连的编制有230多人，一个营有1200人左右。这场剿匪战役前后持续了3个月，东北的土匪被掀了各底朝天。所余的极少的穷凶极恶的土匪分子被各省民兵组织和国民警卫队紧追下只好溜之大吉。东北顿时一片清平世界，于是东北上下一片喜气洋洋。农历新年就要来了，东北人的好日子终于来了。我在总督府里都能感到人们喜气洋洋的精神面貌。只3个多月的时间里能发生如此大变化，只能让我这个来自未来的人知道了良好的制度的确可以激发人们惊人的潜力。在农历新年前夕，我终于抛出了构思已久的重磅炸弹——土地法案和工商业促进法案。土地法案针对东北的土地现状，规定了农民的人均拥有的耕地水平是亩，不足部分可以由政府分配。分配土地的来源主要是广泛分布的荒地和从私人手中收购的土地。该法案规定，获得土地的农民必须政府交纳每亩产出的10作税收，30用于购买比例为5：5的10年期和20年期政府债券作为政府扶持工商业发展的资金来源年后，农民将免除此项义务，只需交纳适用当时税法的税收。该法案同时规定任何愿意成为联省同盟所在任意一省的国民的无地人员享有此项权利。政府不得剥夺此项权利。对于任何人的以出租获得收益的超过标准的土地，在5年内实行自愿出卖，并且规定只能卖给联盟政府。五年后将是由同盟政府实行强制收购。但是以雇工生产的土地不在此限。这个土地法考虑了各方的利益。政府可以获得税收和固定的低息贷款。农民可以获得土地，同时税率不高，只是实际上被强制执行了储蓄行为。而地主则暂时免于失去土地的痛苦，如果他们想保有土地，将被迫改变生产方式，只能走大生产的道路。因而商品性的农场是这场土地运动中唯一没有受到损失还大受鼓励的利益集团。工商业促进法案针对工商业的现状，拟定了各种措施。规定政府设立政府银行，向关系工商业整体发展大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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